他说： 党委还要不要审批案件？一般案件党委不要批。

而自学需要强烈的兴趣、动机和纪律的支持，这些品质对于独立人格的培育，是不可或缺的。于是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包括市场监管、税收、社会福利、反腐败，等等。

西方法学、西方社科的那套术语，拿来讨论共产党的政法传统和新世纪的低法治，总让人觉得隔靴搔痒似的，说不到点子上，还容易误读，闹笑话。它的诞生和成长，完全是为了满足一个产业的需求，即法律教育。目前的局面是，民法、刑法囿于传统，学者的论著，跟民国法统和德国日本的教义学走得近些。这样一来，新老教义扞格不入，就撕裂了旧法学的架构，把那一层伪装，所谓中国属于大陆法系的教科书定义给剥去了。我们出手，要点它的命门，封它的真火真水之宅。

对话会于2014年5月23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举办，系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5讲。要党和政府关注、介入、采取措施了，才能摆平关系，拿到赔偿。他们的职责在于对妨碍或侵扰秩序的行为进行纠正，这种秩序是受到规则规制和保障的。

尽管立法者说了一些笼统的话，有所忽略和出现失误，那么这些缺点的矫正就是正确。清晰精确的语言是目标。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法律者在其职业生涯的每时每刻均与语词、句子和文本结下不解之缘。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乃是语词建构的效果。

交流从其本义来看，是一个双向互逆的过程，即相互的见解得以传递和表达。因此，从法律漏洞的角度提出隐在的法律之意义在于：其一，在立法活动中，编纂者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尽其最大想象力也不能认识到所有问题的案件类型并予以判断，因而必然要给司法判决留有余地，即法律在不可预见的个别情况下的具体化和它对变化的社会需要的适用。

再有天赋的人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出这些因素，或用行动彻底预言。正因为此，规则的存在未必等于规则的合理，这也是不少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他们从批判的角度，指缪现行规则的不尽合理之处，为规则的合理与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法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和延续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笔者的结论：真实性的法律是存在的。规则的基本特点是明确性、可重复适用性以及平等性，自然进程所具有的占支配地位的规则性，对于人类生活大有益处。

伯尔曼说，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其规则，以及法律根本上可以被定义为一套规则的看法忽视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化过程的积极、生动的特质。当我们说到符号的时候，不免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这些语言均属于理想语言的范畴，其第一个要求是每个简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而且两个不同的简单物决不能有同一个名称。内中所指涉，即为语言的核心含义与边缘意义。

语言当通过理解被除尽，从中得出的应该没有余数。质言之，法律者捉摸具体的语言产品，且寻找对应其他文本之物。

因此，可以说法官手中的利器就是具体法律中的规则。如果要为其找出对应物的话，语言(词)可谓首当其冲（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可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仪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

而且规则本身也不能够站出来，指定它自己包含的事例。卢埃林的理论中包含了对于隐在法律的部分说明：他认为，受理上诉案件可谓法律之艺术，因此他特别强调不只是不愿扰动已经固定成形的东西，或者跃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而且希望与事实协调或者深入事实，像柯勒柯夫那样凿木，去揭示潜在的东西，而不是强加一种新的形式，更少超出意愿的范围。而魏斯曼对于开放结构则作了如下的评论：任何时代的法则是与那个时代的支配特征、倾向、习惯和需求相吻合的。它们以命令或禁令的形式达致人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会被反复无常且完全失控的命运折腾得翻来复去，似同木偶一般。  三、真实性法律的判断标准 上文我们区分了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真实的法律？亦可转化为这样的话语，法律是确定的吗？本章节中，笔者欲就此问题进行一番论证，我们知道，法律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们在社会中进行合理交际提供稳定的预期，倘若法律不是真实存在的、亦不具有稳定性的话，必定难以达此功能。

总而言之，一个行动、一种人类的表现只有当它可以纳入人类的目标、人类的感情、人类的精力的框架之中：即作为政治的行动，作为祈祷、作为渴望的表现、作为探索认识的表现、作为经济的愿望的表示，这时它才是有意义的。隐在的法律是指通过推论获得具体内容的法律，它的产生依赖于对特定的原则、政策、学说及政治道德观念等一般内容的推论。

因为法律是针对大多数，虽然对过错也不是无所知。在此情况下，若严格依照成文法进行裁判，难免会出现不合情理之判决。

杨仁寿先生对此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自由法运动后，虽赋予法律一种可贵的生命，透过解释能使正义充满人间，颇能切合人类的需求，然由于解释较为自由，不问为目的考量、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均难免搀有主观的色彩。用规则管理人际社会关系，其本身并不能自动提供某种预防压制性统治形式的措施。

法律的根在于社会、在于组成社会的民众。（作者：杨春福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语言哲学 分析法学 哈特 法律渊源 。诚然，我们需要对文本法律的关注，但仅仅关注作为文本的法律而不勉力去发掘其背后可能蕴藏的深层空间，则极有可能失却法律制定原初真实的意图，或因社会的变迁而导致法律的滞后性彰显，进而极易蜕变为机械的执法。他们必须解释法律规则，并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中作出选择。

福柯认为，事实上，就其最原始的和初始的存在来讲，语言首先存在于简单的有形的书写形式中。否则，任何的裁判都将成为一家之言，毫无客观性可言。

作为一种活的社会制度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就如社会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是具体的、主观的核关乎个人的。在前文中，笔者认为成文法与显现的法律之间可以划上等号。

我们在对隐在的法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若能结合活法的知识来源，也许会收到特别的效果。由此观之，法律显然是文本意义上的典范。

根据氏论的观点，法典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加以建构的，然而，一般语言富有弹性，饱含细微的差别，并且具有适应性，这些特质是优点也是缺点。法律漏洞或曰隐在的法律之存在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止于此，立法者应该为此预留足够的空间，在立法活动中，确立合理数量的一般性的条款和原则，为合理的司法裁量权预留疆域。埃利希认为，最重要的规范只是通过联想起作用的。(三)活法视野中的隐在法律 活法理论是由欧洲法社会学之父埃利希毕其一生精力所陶冶出来的，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视野考察，活法理论都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人们不可能事先预见某个法律所管辖的领域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案件。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特定的事实情境并非已经自己区分得好好的，贴上标签表明是某一般规则的具体事例，在那儿乖乖地等着我们。因此，发掘隐在的法律的内容及其意义就变得极为重要，唯有对隐在的法律投之以相当的关注，使其与显现的法律形成珠联合璧之局势，法律的良性作用才能得以有效发挥，进而使得整体的法律秩序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的事业。

作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梳理和加强了法律哲学与道德以及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法哲学与精神哲学和逻辑哲学之间的联系，在此任何一个主题上，他都作出了严肃的贡献。它还产生了另外两种向其提供了框架的话语形式：在这个语言层次上面，存在着评论，评论重述了在新的话语中被给定的符号，而在这个语言层次下面，则存在着文本，评论假定了文本的首要性。